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话题，继续给予关注。

举一个委内瑞拉的例子，美国很不喜欢它。接下来，东盟加一，加二还有加三。

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觉得一个完整的国家主权也没有的国家，怎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国家主权，无论是经济主权或是军事主权，日本的核心主权都被美国控制。古巴高等教育是免费的，有大批人才，但就业机会不多。在中国大陆上的制造业，平均产业的收益率下降到三以下。克林顿时代是美国唯一能够把政府的财政债务大幅减少的时代。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货币可以把资金利率维持在2以下的？很少。小麦在埃及的进口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 ioT 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 -icJournal》主编和《A sianE con-om ic PolicyR eview》副主编。

土地制度改革如果做好了，对金融改革也有帮助，对城镇化也有帮助。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 D P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跟要素市场扭曲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保持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伤害非常大。从政治上来说，在社会上对这样改革的支持度要高很多。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资金的融通或者调配主要是靠国家的计划，不是靠金融体系，所以当中国要发展经济的时候，金融体系就可以发展起来。但是现在慢金融效应变成了更加重要的效应，也就是说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遏制变得特别突出。

比如说理财产品，一个项目到市场上融资，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两个事情，第一是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让投资者真正了解在投一个什么东西。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对金融体系有一定的控制力。第二个问题是市场上很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主体能不能先改变它的行为。在金融开放中，改善效率和不稳定性是同时出来的。

然而一个悖论是，尽管有这么严重的金融抑制政策，但是中国的增长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是所有的具有规模的新兴市场国家里头唯一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金融危机的国家，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一个纪录，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黄益平认为在市场不发达、监管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如果是开放的条件还不具备，有可能金融抑制政策更加有能力处置那些所谓的市场失灵，对增长可能是正的影响。这些金融活动，简单的来说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于投资人、对于融资人都有好处。

要素市场的扭曲和产品市场较完全的放开，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很突出。信托的违约能不能发生，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根本性的阶段。

第三，所有的金融主体或者是经济部门，最后都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过程如果不断持续下去的话，银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最终会出现大问题，这也是现在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风险。第一，我并不是特别担心非法集资，非法集资里面有一些和现在监管条款不是很吻合，但它是市场行为。

黄益平说，双轨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碰到了三大危机。他可以用他的宅基地作为抵押来融资，也可以帮助金融活动的推进。在所有的要素扭曲当中，最严重的就是金融市场的扭曲，所以金融市场的改革在下一步经济结构转型中应该是最重要的核心。具体的来看，金融改革最核心的是两条，国内是利率市场化，国外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一个是降低效率，因为是政府在配置资源，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包括银行现在的资产配置，包括规模和构成，央行或者是其它监管机构对它都还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如果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让它成为更负责任、更有市场担当的金融机构，然后才能把利率放开。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在于双轨制，主要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两方面。

最后可能要做的就是把存款的上限放开，就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第一个双轨制的策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在资本、在土地、在能源方面，政府要压低投入品价格的倾向非常明显。第三个危机出现在90年代后期，是银行危机。

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了题为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题演讲。它的缺点是，这些金融活动没有很好的金融监管框架，所以我个人觉得一方面要把现在的金融管制给释放了，或者说放松，但同时要对这些金融活动有适当的监管。它的核心是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不断从居民收入向企业经营收入再分配。黄益平认为，除了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双轨制，或者叫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以外，其实在过去的改革当中在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之间还有一个双轨制。

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到了中国今天这个地步，就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才能让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这两个其实是统领了很多的其它的改革。

我去买这个产品，给我10%的回报，当然不能想像还是和银行的3%一样的低风险，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黄益平说，如果看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应该说这个体系相当完整了。黄益平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政策与其它国家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是非常高的。

今天，中国有这么规模庞大、数量巨大的金融机构，组成了一个金融体系，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现在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下一步能不能很快地走，我不是很有信心。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方面，金融市场的扭曲是最突出的问题，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加以完善。第二个危机是国企的危机，后来才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

把中国金融体系和国际上的金融体系做一个比较，国际上有的成分中国大多数也都有，中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央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也已经建立起来。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而且，过去许多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作法，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所以不变已经不可能了。消费占G D P的比重下降是大家一直担忧的问题。

最后得出的结论很简单，金融抑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成了负的，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严重。一般而言，政府严厉的管制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利的，这也是经济界通常的看法。